叙事医学的兴起为生命伦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催生了“生命叙事伦理”概念。本文立足生命三重属性,揭示生命叙事在肉身有限性、自我认同断裂与社会角色转变中的伦理诉求。本文还凝练出“生命故事为中心”“尊严统整”“诠释谦逊”“叙事关系互惠”四项核心原则,分别确立伦理判断的认识论基础、价值目标、态度要求与实践方式,并通过一则患者死亡案例分析其适用性和解释力。作者主张,生命叙事伦理是从关系伦理向实质价值伦理的递进,为医者理解患者整全生命、回应其深层伦理诉求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与实践指引。

数字医疗提升了信息处理效率,也改变了患者疾病叙事进入医疗系统的方式。患者叙事扁平化是指患者叙事在数字化处理中被过度压缩,使疾病经验中的时间脉络、生活情境和价值偏好等内容受到削弱。其主要表现为表达内容被压缩、记录信息趋于离散以及后续使用中的信息固化。由此限制临床理解,影响诊疗决策和医患互动,并在科研、评价和算法应用中累积治理风险。数字时代的叙事医学应关注患者叙事在数字转化中的损失,维护其在临床理解和医疗实践中的意义。

现实医疗情境中的诸多伦理难题,暴露出“四原则框架”的生命伦理学在动态、个体化的临床决策中的局限性。叙事医学的发展,为展示生命所在的独特情境提供了更多的空间,缓解了原则主义的困境。然而,目前叙事医学的伦理实践尚未能回应原则主义中本体论、道德主体和平衡过程缺失等问题,仍需充分挖掘生命本身、叙事过程与结果所蕴含的道德议题来提供解决思路。本文从生命叙事本体论出发,提出医疗情境下的“生命叙事伦理”观以及其研究框架。文章通过对活体器官的伦理案例进行比较分析,论证伦理决策从“反思平衡”转向“叙事共建”的必要性及其挑战。

目的 分析1990—2021年中国、全球及不同社会人口学指数(SDI)地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相关肝癌(NASH-HCC)的疾病负担及变化趋势,为NASH-HCC的防控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基于全球疾病负担2021(GBD2021)数据库,评估NASH-HCC年龄标准化的发病、患病、死亡、伤残调整寿命年等疾病负担及变化趋势,并通过分解分析及前沿分析评估影响因素及地区差距。结果 1990—2021年,全球NASH-HCC年龄标化发病率从0.36/10万升至0.49/10万,中国从0.48/10万升至0.54/10万,中国各负担指标增幅均低于全球平均;高SDI地区负担上升最显著,低SDI地区负担下降。分解分析显示,人口老龄化为中国各个负担变化的主要原因,全球患病变化以流行病学变化为主要原因。前沿分析表明,中国的年龄标化死亡率与年龄标化伤残调整寿命年率与理论最优防控水平的有效差异全球排名居中。结论 全球NASH-HCC疾病负担持续攀升,高SDI地区增幅最为显著,不同SDI地区的防控能力差异显著,需制定全面的公共卫生政策、针对性干预措施和有效治疗方案,进一步提升防控效能。

叙事护理是人文护理落地的重要实践模式,本文梳理叙事护理的起源与发展、核心概念与理论内涵,进而阐述中医叙事护理的概念界定与发展现状,总结其在疾病管理、健康教育、护患关系、护理教学等领域的临床应用,分析当前实践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势,旨在为中医特色叙事护理的规范化、本土化实践路径提供参考,助力中医护理人文体系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目的 系统梳理医护人员叙事能力的概念演化路径与研究取向,揭示中英文文献研究差异及互补关系。方法 采用CiteSpace对2001—2025年间PubMed、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APA PsycINFO及CINAHL四大英文数据库(103篇)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三大中文数据库(186篇)中叙事能力相关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识别领域热点,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揭示中英文文献研究取向差异,通过关键词突现分析追踪概念演变的时序转化。结果 叙事能力概念呈现从抽象人文理念向具体临床实践的演化趋势。英文文献研究侧重理论建构与人文内涵;中文文献研究则侧重应用与可操作性,将叙事能力转化为可测量的核心能力。结论 叙事能力发展经历了“元概念提出—维度分解—行为锚定”的路径,英文和中文文献呈现的研究取向分别代表理论深化与实践转化两条互补路径。未来应推动叙事能力概念框架、评价工具与培养体系的标准化与本土化融合。

目的 针对医学研究生压力研究中教育情境解释不足、结构化量表难以呈现科研训练过程性困境的问题,基于叙事医学“平行病历”的文本生成思路,建构“平行论文”这一面向研究生教育的伴随性叙事工具,并检验其在压力源识别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对江西中医药大学17名研究生在叙事工作坊后形成的平行论文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及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 共提炼出12个初始范畴、5个主范畴,并进一步归纳为制度性压力、执行性压力和内源性压力三类核心压力源。制度性压力主要表现为毕业要求、评价机制与职业竞争;执行性压力集中于科研任务推进、导师互动和支持系统不足;内源性压力则体现为目标模糊、自我怀疑与身份认同危机。结论 平行论文不是对平行病历的简单概念平移,而是将叙事医学的经验关注转化为研究生教育中的资料生成、压力识别和支持反馈工具,可作为量表评估之外的补充性方法,为医学教育教学改革和研究生支持体系建设提供可复制路径。

随着医学影像技术发展,基于深度学习的语义分割技术在医学影像处理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尤其在腰椎疾病的自动识别与分割中展现出显著优势。本文总结了常用深度学习语义分割方法,同时综述了其在椎间盘分割、腰椎退行性疾病检测与分类、腰椎间盘定量分析等方面的应用进展。最后,本文讨论了当前技术在应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并对未来的改进方向进行了展望。

通过文献回顾与临床实践案例分析,提出叙事性对话是指在特定临床情境中,医患主体之间以明确叙事指向性进行的意识表达与交流,其核心在于将患者隐性的、未被言说的苦痛外化,并建立理解性的关联。叙事性对话包含情境、主体、指向、关联四个要素,并在价值、叙事本质与实践三个层面呈现为独特的目标和特征。文章尝试归纳了叙事性对话的通用核心原则与实践步骤,并指出叙事性对话是叙事医学临床实践中一种可识别、可分析、可传授的核心要素,实现了叙事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的融通,为叙事医学教育与临床路径的系统化构建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当前医学教育面临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失衡,医学生共情能力随培养进程下滑,叙事医学为改革提供了新路径。本文系统阐述中山大学自2017年起以“五育并举”为纲领,基于叙事医学构建的“五育融创”育人路径。研究创新提出“一体两翼”教学框架,并延伸郭莉萍“小红花”模型,构建“五育并举-小红花跨学科协同教学模型”,以叙事医学课程群为主体,临床实践与人文体验为双翼,实现五育深度融合。实践层面,建立“萌芽-深化-转化”三阶递进闭环,在转化阶段形成“示范分析-协商写作-独立写作-反思内化”四步教学法,并设置面向全校新生的“1∶1跨学科协同”通识课程。教学评估显示,课程可有效提升医学生共情能力与沟通主动性,非医学专业学生获益尤为显著。该实践模式验证并拓展了叙事医学本土化理论的应用边界,实现了从培养“技术执行者”到“未来照护者”的理念跃迁,为“新医科”背景下医学人文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模式与操作经验。

叙事医学引入我国已有15年,伴随医疗人文需求提升、行业认可度逐步增加及国家相关政策持续支持,叙事医学迎来良好发展契机。当前叙事医学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利好条件不断积累,为其规范化推广提供有力支撑,但仍存在明显短板,主要表现为学科根基薄弱、实践与研究路径尚不清晰,本土化探索虽初见成效,但整体发展仍需深化。我国叙事医学发展环境持续优化、潜力突出,同时面临学科建设、实践研究及本土化深化等诸多问题,整体呈现机遇与挑战并重的发展态势。

评价是叙事医学教育教学从理念走向体制化课程的关键环节,但其方法长期存在标准化不足、跨机构可比性差与长期效应追踪缺位等问题,且鲜有研究追溯这一格局的形成过程。本文以教育测量学意义上的“评价”(对学习者学习成效的测评,区别于对项目整体的“评估”)为对象,采用由实际评价实践反推其认识论基础的溯因分析,依认识论基础与方法学特征,将2001年以来叙事医学教育教学评价方法的演进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2001—2008年)以现象学与建构主义为根基,以反思性写作等质性文本分析为主导,强调体验与反思,但缺乏标准化、可通用的工具;第2阶段(2009—2016年)为回应循证医学范式、寻求学科合法性,广泛借用杰斐逊共情量表、马斯洛职业倦怠问卷等通用量表并初步尝试混合方法,由此暴露出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之间的认识论冲突;第3阶段(2017年至今)转向开发叙事能力专门评价工具,呈现量质整合的实用主义取向,但其成熟仍受制于测量标准化薄弱、长期行为与临床结局评价缺位等短板。研究表明,叙事医学教育教学评价方法的演进,本质上是该学科在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两种认识论传统的持续对话中不断厘清评价目标、界定自身学科身份的过程。

目的 了解“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肿瘤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人文素养的现状与培养需求,探索符合肿瘤专科特色的人文素养培养路径。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4年12月选取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湖南省肿瘤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放射肿瘤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52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涵盖人文素养认知、肿瘤防治政策知晓度、医德观念、沟通技能需求4个维度。结果 52名学生中,49人(94.2%)认为需要接受系统的医学人文教育,仅4人(7.6%)认为所在学校非常重视该教育,7人(13.4%)认为人文资源完全满足需求。学生对“健康中国”癌症防治目标知晓率仅为38.5%。医德观念总体积极,但82.7%的学生认为最需提升沟通交流能力,78.8%认为需加强法律法规知识。结论 肿瘤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人文素养培养存在“认知高、供给低、实践弱”的矛盾,亟待从课程体系、临床实践、评价机制三方面进行系统化改革,构建与肿瘤专科深度融合、贯穿培养全程的人文教育新模式。

目的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ST)、家庭系统理论(FST)及时机理论(TIR)三重框架,识别肿瘤患者、家属及医务人员三类核心利益相关者对肿瘤病房家庭会议的核心需求,明确肿瘤病房护士长的角色定位与职能转变,为构建护士长主导的肿瘤病房多学科(MDT)家庭会议模式提供实证依据。方法 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31名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运用 Colaizzi 七步分析法提炼主题。结果 共析出12项核心需求,患者需求4项,家属需求5项,医务人员需求3项。同时总结出护士长在角色重塑、闭环管理、能力建设等5个维度的职能诉求。结论 肿瘤家庭会议需兼顾多方差异化诉求,护士长已由传统执行者转型为会议主导者,其枢纽作用是保障会议常态化运行的关键。